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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年追尋《富春山居圖》論辯之路——對話樓秋華

2021-06-06 12:58:00
來源:中國美術(shù)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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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國美術(shù)報》第229期 美術(shù)副刊

  【編者按】2011年6月1日,“山水合璧——黃公望與《富春山居圖》特展”在臺北開幕,展覽中分藏于浙江和臺灣的“剩山圖”與“無用師卷”圓合,成為全球華人備受矚目的重大事件。今年恰逢展覽舉辦十周年,多位學者發(fā)文論述樓秋華著作《〈富春山居圖〉真?zhèn)巍罚ㄐ抻啽荆,樓秋華在本文中重溫了當年新書從初版到修訂本的過程以及《富春山居圖》研究背后的故事。

  《〈富春山居圖〉真?zhèn)巍罚ㄐ抻啽荆?/font>

  作 者:樓秋華

  出版社:浙江大學出版社

  問:今年是兩岸“山水合璧——黃公望與《富春山居圖》特展”十周年,一些專業(yè)媒體相繼發(fā)表著名學者王耀庭、何傳馨諸先生的書評,對您的著作《<富春山居圖>真?zhèn)巍罚ㄐ抻啽荆┳隽司數(shù)恼撌,尤其是何傳馨在文章中提及您的著作對當年合璧特展的學術(shù)貢獻。您可否就此做一回顧?

  樓秋華:非常感謝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的兩位先生。何傳馨先生是當年合璧展的策展人,了解《富春山居圖》的研究狀況。令我驚訝的是,十年過去了,他對當時的過程和細節(jié)還記得那樣清楚,更沒想到會將這些經(jīng)過寫入書評,令人既慚愧又感佩。回想起來,2010年秋拙著出版不久,時任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副院長的馮明珠獲悉后,專程到富春江畔過訪于我,相談甚歡,后來又因合璧展學術(shù)專題向我約稿。此后,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邀請我前往做專題講座。當中,我與政府代表團成員一道出席了合璧展的開幕式。在現(xiàn)場感受到兩岸山水合璧特展引發(fā)全球矚目的巨大影響力,印象非常深刻。另外,2019年底至2020年初夏,我完成了《富春山居圖》全臨本,力圖追溯這一名卷火殉前的原貌,這是我長期以來的一個心愿。何傳馨先生也作了簡要評論。

  在兩岸“山水合璧——黃公望與《富春山居圖》特展”十周年之際,拙著再次印行。于此,特別感謝海峽兩岸藝術(shù)史學者薛永年、王耀庭與何傳馨等諸位前輩的有力推薦。

  問:您長期關(guān)注《富春山居圖》,能簡單介紹一下這一專題研究的起因與過程嗎?

  樓秋華:對于黃公望與《富春山居圖》,多年來我一直加以關(guān)注。記得1999年春天,我應(yīng)西泠印社諸君之邀著手編著《趙孟頫畫語錄圖釋》。當時初稿甫成,請王伯敏先生過目,王老先生和藹地對我講,你是富陽人,還可以研究一下黃公望,他是趙孟頫的弟子,尤其是《富春山居圖》這件傳世名作,意義重大。我告訴王老,西泠印社出版社是有“黃公望畫語錄圖釋”這個選題的,也曾建議我執(zhí)筆編著,只是覺得黃公望傳世作品太少,難以與其《寫山水訣》等做一對應(yīng)的圖釋。王老表示,確實有這個局限。后來我把王老先生的一些說法轉(zhuǎn)述給富陽相關(guān)人士,得到了重視。

  令人關(guān)注的是,當時媒體上連續(xù)發(fā)表了多篇文章,內(nèi)容大體涉及《富春山居圖》真?zhèn)螁栴}。更令人訝異的是,當時出版社正推出歷代名畫解析,其中就包括《富春山居圖》,可見一方面是真?zhèn)握撧q的主角,一方面則作為傳世經(jīng)典。

  之后的十年間,我一直陸陸續(xù)續(xù)進行梳理與研究,但是受制于個人學識以及客觀條件,進展緩慢。一直到2007至2008年間,形成了約三四萬字的綜述,評騭各家得失之外,還包括了個人的初步考述。好友高士明看了之后,建議再做些擴展。不久,得到了故宮博物院藏品的一些圖像,進展加快。尤其是在鮑賢倫老師幫助之下,獲取了多家機構(gòu)藏品的相關(guān)圖像,使得這一研究在2010年1月基本完成。由于浙江大學出版社的重視,加上這一年春天的機緣巧合,本書初版在是年秋天面世。

  問:當時,兩岸掀起研究這一名作的熱潮,您的著作也產(chǎn)生了較大影響。這次的修訂本與初版本比較而言,主要有哪些區(qū)別?

  樓秋華:應(yīng)該說,本書修訂本與初版時的主體內(nèi)容一致,當然也增加了個別章節(jié)。這是基于近十年來新的研究資料的相繼出現(xiàn),我對于相關(guān)論題做了進一步考述,陸續(xù)發(fā)表了一些文章,這些新內(nèi)容大約占全書的三分之一。此外,開本大了些,書中圖像較之前有了更好的底本。尤其是圖像的獲取,對于大多數(shù)研究者而言,多少存在一定困難,有些作品難得一見。

  問:對一件作品的研究最終寫成了一本書,這當然與這件名作本身的復(fù)雜性有關(guān)。同時也應(yīng)該與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理念直接相關(guān),您覺得主要體現(xiàn)在哪些方面?

  樓秋華:簡而言之,這可能涉及到語境重建。譬如,過往研究者對乾隆皇帝當年鑒別之誤,往往一筆帶過,甚至只是以嘲笑的口吻來評判其能力與心態(tài)。不過,在我的研究中,雖也指出了他貴為天子,擁有至高無上的權(quán)力,一言九鼎、不容質(zhì)疑等等,但這僅僅是一個方面。另一方面,乾隆皇帝在十年、十一年(1745、1746)相繼收得“子明本”“無用師本”時,畢竟只有三十五六歲,而且還是一位日理萬機的皇帝,他對一件作品的真?zhèn)舞b別能力自然無法與專門鑒家相提并論。事實上,他在收得“無用師本”當晚便陷入不解之謎團。第二天,在大臣們的應(yīng)和聲中匆匆下了結(jié)論,并且認為“子明本”前隔水處董其昌一跋為真。其實,乾隆皇帝當時熱衷于章草,而非董氏行楷書。鑒別時也沒有與內(nèi)府所藏的董其昌真跡相對照,整個過程比較隨意。如果他充分了解董其昌這一時期的典型書風,恐怕就不會做出這樣的判斷。本書中,我將董其昌在1596年前后所作的數(shù)件題跋也納入其中,有助于觀者加以比較、鑒別。當然,這一切的前提乃是得益于目前發(fā)達而有效的圖像傳播。

  進而論之,乾隆皇帝在認定“子明本”為真跡,并加以題跋、贊嘆時,其實并無多少鑒別力。況且到了清中期,黃公望傳世作品已經(jīng)少之又少,即便作為皇帝,也只是有所耳聞罷了,并無機緣可以借鑒比較,他身邊的大臣更是如此。所以,當乾隆皇帝收得“無用師本”時,由于之前他在“子明本”上一跋再跋,“白紙黑字”,使他失去了回旋的余地,難以自圓其說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石渠寶笈》初編與續(xù)編均未著錄這件“無用師本”。

  問:這么說來,“無用師本”并沒有像乾隆皇帝所說的“俟續(xù)入《石渠寶笈》”。

  樓秋華:對,確實如此!妒䦟汅懦蹙帯吩1748至1749年之間加了一個附錄,其中收錄了“子明本”,但沒有“無用師本”。編纂于1791至1793年間的《石渠寶笈續(xù)編》,也同樣沒有收錄“無用師本”。這顯然與乾隆皇帝當初在卷首的說法相背離,可見他一直在回避這個問題。其實這個難題,直至乾隆皇帝去世16年之后才得以“解決”。到了嘉慶年間,在1815至1816年編纂《石渠寶笈三編》時,“無用師本”方才予以著錄。但相關(guān)文字仍然恪守政治倫理與君臣綱常,回避了真?zhèn)握撧q。所以我在本書中,專門增加了這一章節(jié),加以述及。

  問:《富春山居圖》被譽為畫中之《蘭亭》,在畫史上究竟產(chǎn)生了多大的影響力,能否做一個簡要的介紹?

  樓秋華:應(yīng)該說,《富春山居圖》在雍正朝以前,基本上為今天所稱的江浙滬三地的名畫家與大藏家所珍藏。從明中期至清早期約200余年間,逐漸成為人們爭相臨仿的經(jīng)典之作,尤其是沈周、董其昌、藍瑛、查士標、王翚、王原祁等人一仿再仿,成為一種風氣,影響廣大。

  然而,隨著這一名卷在乾隆朝進入清宮之后,世人難得一見真容,民間只有一些仿本以及偽本流傳,包括《富春山居圖》在內(nèi)的一大批名作的影響力漸漸消褪,似乎也未曾出現(xiàn)值得一提的臨仿本。與此同時,山水畫名家也乏善可陳。這其中的相互關(guān)系,實在是藝術(shù)史研究中一個值得關(guān)注的重要話題。一直到民國之后,《富春山居圖》重見天日,以多種方式出現(xiàn)在公眾面前,逐漸恢復(fù)其應(yīng)有的藝術(shù)生命力。

  問:您在書中,以大篇幅對“子明本”與“張宏本”關(guān)系做了考辨,這似乎在其他地方未曾見到,您是如何打通這一路徑的?

  樓秋華:以往研究中(或者包括當下),“張宏本”除了徐邦達先生的文章作為《富春山居圖》臨仿本之一加以羅列之外,確實也少有人論及。所以我在2010年的初版提出了“張宏本”與“子明本”密切關(guān)系之后,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,因為這不僅關(guān)系到“子明本”的真相,也涉及不同的作偽方式。

  我是畫山水畫的,對畫面筆墨與章法的細節(jié)相對比較敏感,經(jīng)過再三地逐一比較,最終提出個人看法,后在文章中對于“子明本”與“張宏本”的摹仿(作偽)途徑、材質(zhì)特性等做了進一步探討。

  在本次出版的書中,加入了一件款署“辛卯中秋前二日”鄒之麟名下的橫卷,這同樣也是過往研究中幾乎無人觸及的,從而對另一卷鄒之麟名下款署“辛卯冬日”的臨仿本再次做出回應(yīng)。要知道后者在上世紀70年代《富春山居圖》真?zhèn)握撧q與原貌的追溯中,曾經(jīng)產(chǎn)生過非常重要的影響,無法回避。

  問:過去有些研究對《剩山圖》的真?zhèn)慰捶ㄝ^多,您這里是否有新的論述?

  樓秋華:1650年,《富春山居圖》因火殉事件而分為兩段。其中卷首的《剩山圖》如今藏在浙江省博物館,長度為51.4厘米,約為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所藏后大段“無用師本”(636.9厘米)的十二分之一,見到的機會相對比較多。在“山水合璧——黃公望與《富春山居圖》特展”期間,相關(guān)文獻將《剩山圖》引首“富春一角”的題寫者誤識為“韓對(對)”,不詳其人,而輕輕略過。因此,《剩山圖》在康熙朝之后直到晚清約200年間的收藏脈絡(luò)存在空白,成為遭人質(zhì)疑的原因之一。其實題寫者為活動于乾隆、嘉慶、道光年間的韓崶(1758—1834),他是一位比較重要的官員,生平也較為清晰。就其書風而言,“富春一角”大約是他五六十歲時所書,這就為《剩山圖》的流傳史補上重要一環(huán),我在本書中對此有所提及。當年七人鑒定小組的正確辨識,似乎知者寥寥。

  問:您前面提到從1999年起,便一直關(guān)注、研究《富春山居圖》真?zhèn)危两褚颜?0年。將來還會繼續(xù)這一領(lǐng)域的研究嗎?

  樓秋華:這20年中,黃公望與《富春山居圖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生活的重要內(nèi)容,時至今日,大致可以告一段落。事實上,我還做了一些其他的相關(guān)研究,譬如在2012年春天完成對《蘭亭集序》“創(chuàng)作真相”的初步考論。我想不久的將來,還會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,邊創(chuàng)作邊研究,繼續(xù)盡個人的綿薄之力。

[責任編輯:李寧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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