眼前的范立欣30歲出頭、高高瘦瘦、相貌俊朗，像演員勝過像導演，更與紀錄片導演“塵滿面、鬢如霜”的大眾印象略有出入。這位年輕導演，以處女作《歸途列車》——講述四川一對農民工夫婦三年春運回家之路的紀錄片，一舉斬獲美國導演工會獎、洛杉磯影評人大獎等30余個世界性獎項。

　　10月2日，《歸途列車》又獲得第33屆艾美獎最佳紀錄片和最佳長篇商業(yè)報道兩項大獎。與此同時，他與加拿大同行合拍的講述四川山區(qū)孩子與他們的拳擊教練的紀錄片《千錘百煉》，也出現在剛剛公布的第49屆臺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提名名單中。

　　范立欣第一次參與紀錄片制作，身份是剪輯師。2002年，他帶著一部反映中國艾滋病家庭的紀錄片，到了美國圣丹斯電影節(jié)。首次電影節(jié)之行，范立欣走得頗為“奇幻”：7天的電影節(jié)，他和伙伴最忙碌的事情就是到處找中餐館吃飯。因為沒有錢，就到處蹭聚會，還誤入過同性戀的聚會；為了顯得更正式些，他坐了40分鐘大巴，找了一家像物美超市一樣的商店買了身西裝，結果等到上臺發(fā)言時，卻發(fā)現大家都穿得很隨意……

　　2009年，《歸途列車》入圍圣丹斯電影節(jié)。聽到這個消息，范立欣的眼淚刷地就下來了：“這一刻，我等了將近7年�！�

　　從電影節(jié)上的新人，到以紀錄片享譽國際，這一路范立欣走得很辛苦。他希望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紀錄片常態(tài)生存的路，像“歸途列車”一樣通往可以抵達的目的地。

　　制片人、平臺、投資方，一個都不能少

　　范立欣永遠記得大二時候的女朋友的夢想——做一個麥當勞門店的經理�！八�在麥當勞打工，說他們的經理特別了不起，做過店里所有的職位，從掃廁所、擦桌子，到炸薯條、點餐，細致到廁所里每種洗滌劑要噴幾遍都有教程，只有把每個工種都做好才能參加經理的選拔。”范立欣說，“我聽進去了她的話——真想把一個事情做到極致，就要了解它內部所有的環(huán)節(jié)�！�

　　2006年11月，范立欣為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《歸途列車》打開鏡頭，和國內大部分紀錄片導演一樣，他得自籌資金，于是自掏腰包10多萬元，又借了20多萬元；為了省工錢，攝影師是他同事，錄音師是他哥哥。即便如此，到2007年底還是彈盡糧絕。

　　因為沒有一個很強的制片公司做后盾，范立欣在那年的廣州紀錄片電影節(jié)上沒能得到國外投資方的青睞。幸運的是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一位中層干部個人出借給他15萬元�？恐�這筆錢，劇組才得以拍出樣片。

　　可是，如果沒有這個人呢？中國的紀錄片怎樣才能解決“錢”的問題？

　　范立欣說：“國內很多導演會執(zhí)拗地把自己定義為一個‘獨立精神的作者’，沒有主動進入產業(yè)進程的想法，但我會努力學習產業(yè)化的操作�！敝破�人、平臺、投資方，范立欣覺得這三者缺一不可。

　　導演需要價值、視角、故事，制片人需要的則是眼界和專業(yè)，包括對產業(yè)的國際化運作和法律、經營等方面的了解。“idea（想法）是導演的，但需要制片人去找錢，來實現idea。制片人和導演的關系就像婚姻，必須相互尊敬、完全坦誠�！狈读⑿勒f。

　　2008年，范立欣帶著《歸途列車》的3分鐘樣片給加拿大的制片人米勒看，得到認可后與其正式簽約。之后，“找錢”和其他后勤的活兒就歸了米勒，但隨之而來的就是版權問題——一般由制片人控制——這也是大部分中國導演的糾結所在。

　　范立欣說：“很多中國紀錄片導演覺得精神是無價的，但我覺得它必須要有一個有價的載體來實現。導演實現夢想，制片人獲利，雙方各取所需。況且，制片人和投資方都不能干涉導演的剪輯權�！�

　　米勒帶著樣片輾轉全球各類電影節(jié)、影展，順利拿到了來自HotDocs電影基金、圣丹斯電影基金、全球公共電視臺等投資方的100萬美元支持。電影節(jié)就是“兜售”紀錄片的良好平臺，但中國的紀錄片電影節(jié)太少了——只有廣州的紀錄片電影節(jié)，另外就是四川金熊貓電視節(jié)和上海電視節(jié)中的紀錄片環(huán)節(jié)。

　　在國外，除了各類基金會，電視臺等播出商也是重要的投資方之一，但在中國沒有這樣的扶持體系。范立欣對此十分擔憂，“如果中國的播出商不給力，中國的制片公司找不到國內播出商，就只能讓外國的制片公司來雇用我們。如果我們永遠受雇于別人，就失去了國際話語權�！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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