將日本戰(zhàn)犯抵賴犯罪的三種理由翻譯成法律話語，大概屬于“違法阻卻事由”“責任阻卻事由”“個人刑事責任”。

　　之所以暴力并不是如此普遍，原因在于暴力的沖動往往會被人類內心的抑制因素所克制，而在所有促進自我控制的情感中，內疚是一種關鍵性的情感和道德力量。對行惡者來說，必須找到某個辦法使自己不受內疚心理羈絆。一旦內疚被阻礙或者湮沒時，暴力就變得容易多了。

　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，新生的人民政權對關押在撫順戰(zhàn)犯管理所和太原戰(zhàn)犯管理所的1109名日本戰(zhàn)犯，進行了6年的教育和改造；1956年6月到7月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和太原對其中的45名日本戰(zhàn)犯進行了起訴和審判。從1950年到1964年釋放最后3名戰(zhàn)犯回日本，時間長達14年之久。

　　入管理所之初，幾乎所有的日本戰(zhàn)犯都能找到為自己開脫的理由。除了“是戰(zhàn)俘不是戰(zhàn)犯”以外，日本戰(zhàn)犯抵賴犯罪的理由大致有以下三種：一是顛倒黑白，宣揚侵略有功，把入侵中國說成是幫助中國；二是向上推脫罪責，這是職務較低的戰(zhàn)犯的一種手段，聲稱侵華戰(zhàn)爭是由國家發(fā)動的，戰(zhàn)罪行為是在上級指揮下實施的；三是向下推卸責任，這是較高級別的戰(zhàn)犯慣用的伎倆，聲稱戰(zhàn)爭中的暴行是下級瞞著上級擅自實施的。

　　如果將上述三種手段翻譯成法律話語，第一種大概屬于“正當理由”或者“違法阻卻事由”，它使得看上去的違法行為合法化。在日本戰(zhàn)犯看來，“幫助中國”這一高尚因而也是正當的理由，似乎就可以阻卻其暴行的違法性。第二種則屬于“可得寬恕”或者“責任阻卻事由”，即暴行本身的確不合法，但是由于行為不是出于行為人充分的自由意志，因此可以排除行為者的個人責任。所以，在低等級戰(zhàn)犯眼中，“服從命令”“國家行為”似乎就可以阻卻其承擔違反人道法的責任。第三種則是對“個人刑事責任”的訴求，在國際法語境中，個人刑事責任往往意味著應當由個人而不是國家承擔暴行的責任，但這里的個人刑事責任是指“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為受處罰”。所以，按照高等級戰(zhàn)犯的說法，部下的罪行不是自己實施的，自己在主觀上也不知情，因此不應當為他們的罪行承擔責任。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？

　　人類作惡的根源通常有四種：一是對物質財富的欲求，二是自負遭到挑戰(zhàn)，三是理想主義，四是追求淫虐狂式的快樂。這四個因素普遍根植于人類的心理。然而，之所以暴力并不是如此普遍，原因在于暴力的沖動往往會被人類內心的抑制因素所克制，一旦有些人萌發(fā)作惡的念頭時，就會運用自我控制來加以避免。而在所有促進自我控制的情感中，內疚是一種關鍵性的情感和道德力量。內疚是由于傷害了別人而產生的精神低落。對行惡者來說，必須找到某個辦法使自己不受內疚心理羈絆。人們之所以克制自己不去傷害別人，就是因為想避免內疚；而一旦內疚被阻礙或者湮沒時，暴力就變得容易多了。那么，內疚是如何被日本戰(zhàn)犯湮沒的呢？

　　虛假的必要性。通常而言，只有當本人意識到自己應當對錯事負責時，他才會產生內疚。對于日本戰(zhàn)犯來說，可以用來為自己辯護的必要性理由有很多，最為常見的就是認為自己是在“服從命令”，由于行為不是出于本人充分的自由意志，因此可以排除自己的責任；還有一些戰(zhàn)犯則是用“作戰(zhàn)行為”來為自己的暴行辯護，認為戰(zhàn)爭本來就是你死我活，殺人是必須的。

　　古往今來，發(fā)動侵略戰(zhàn)爭者的一個最經常的策略，就是將戰(zhàn)爭描繪成為一個為了生存和正義而必需的選擇�！皫缀鯖]有一場侵略戰(zhàn)爭不是以防衛(wèi)的名義發(fā)起的”。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充分證明這一點。

　　助人的假想。日本在發(fā)動“大東亞戰(zhàn)爭”的時候，除了中國外，其他被侵略的亞洲國家都是歐美的殖民地。十九世紀中葉以來，日本高舉“脫亞入歐”的大旗，試圖以帝國主義的方式在既有的殖民體系中與歐美國家分庭抗禮。當利益受到挑戰(zhàn)的歐美國家對日本加以鉗制時，日本軍國主義者又打出“大東亞共榮圈”之類的旗幟，把對亞洲的侵略書寫成從殖民者手中拯救亞洲人民的神圣使命。直到今天，與當初的日本戰(zhàn)犯一樣，還有不少日本人認為，正是因為日本，這些亞洲國家才得以在戰(zhàn)后獲得獨立。而日本人在侵略中國的時候，則是以現代化為理由，說是要把中國從西方的壓迫下解放出來。

　　非人格化。并不是任何錯誤的行為都會產生同等程度的內疚，內疚的程度通常與對受害者的在乎程度成正比。換句話說，內疚同人際關系有關。如果我們與某人存在某些社會紐帶卻傷害了他，那我們就會感到內疚。所以，要想既傷害某人又不感到內疚，就要先證明受害者與我們毫無瓜葛。如果施暴的對象被界定為某種與大多數人不一樣的非正常人群，暴行就會變得容易起來。

　　日本在意識形態(tài)導向方面雖然沒有納粹針對猶太人的“最后解決”那么野蠻和殘暴，但在種族主義狂熱方面，和希特勒沒什么兩樣。所以，無論其說辭是“脫亞入歐”還是“解放亞洲”，日本自始至終都是將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放在優(yōu)越于其他亞洲國家的水平面上。可以說，當時對中國人的藐視，是深入到絕大多數日本士兵的骨髓的。

　　語言的煙幕。要說服人們從事暴行，使用這類語詞是最基本的辦法：納粹曾使用“疏散”“特別對待”和“最終解決”等中性詞語來指稱對猶太人的大屠殺。我們更熟悉的是，日本軍國主義者將侵略稱為“解放亞洲”，將戰(zhàn)爭稱為“事件”，將被強迫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女性稱為“慰安婦”，將自殺式襲擊稱為“玉碎”，將戰(zhàn)敗稱為“終戰(zhàn)”，等等。為了破除自己和國民對戰(zhàn)爭的內疚，日本軍國主義者不僅通過長期的意識形態(tài)宣傳和言論控制，將種種合理化侵略戰(zhàn)爭的理由以及一種莫名其妙的優(yōu)越感灌輸給國民，而且精心設計了一套又一套的“無害”語言和修辭，同時更是在軍隊組織上做足了功夫，不容士兵有個人的思想。經由這一系列掩蓋罪惡的策略，日本戰(zhàn)犯逐漸喪失了道德自抑的能力。他們一邊極盡殘暴之能事，另一邊又心安理得。

　　淹沒在集體中。簡單地說，集體可以四種方式降低人們的內疚。第一，責任分散。集體暴力帶來的最大困惑就是如何厘清責任，集體將責任分散到其每一個成員，在這樣的責任機制下，每一個成員似乎都有責任，但又似乎不需要承擔責任，這使得他們更有可能施暴。第二，去個人化。集體行動的一個效果就是讓其成員感到自己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，因而也就不必再仔細斟酌他們的行為。第三，勞動分工。當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單一標準支配并因此與目的之道德評價相脫節(jié)時，使用暴力往往是最有效的和最合算的。這種脫節(jié)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細致的勞動功能劃分，而勞動分工是集體組織的最基本功能。第四，決策者與執(zhí)行者分開。與暴力現場的距離越近，內心的道德疑慮和責任意識就越強。要減輕執(zhí)行者的疑慮，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相信全部責任在別處；而坐在后方制定罪惡決策的人，則因為遠離鮮血和行動而認為理所當然。

　　前述日本戰(zhàn)犯的抵賴犯罪的三種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集體淹沒了個人。而在后來的認罪過程中，下級官兵通常比上級軍官、軍官通常比文官認罪更早且更深刻，這也正是源于他們在集體暴力中的分工以及與暴力實施的距離不同。

　　低層次思維。絕大多數行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用多種方式加以描述，這些方式在其意義層次上是不同的。例如：“抬胳膊”或“參與革命”，都可能是在言說同一件事，并非某一層次就比別的層次更正確，然而，它們的意義卻是不同的�！疤Ц觳病辈痪哂腥魏吻楦谢虻赖律系姆至�，但“革命”就有深廣的分量了。因此，如果人想擺脫內疚，包括內疚的情感和責任、原則，最好讓自己的頭腦集中在低層次上，只關注細節(jié)和程序，而不具有價值的背景和意義。人們發(fā)現，如果把暴行拆分成種種精密的細小片段，讓人們在其中的某一程序和細節(jié)上精益求精，將道德判斷轉化為技術判斷，產生暴行就會容易很多。例如，日本關東軍參謀本部的《俘虜審訊要領》，就是通過種種“技術性”規(guī)定，將殘忍的酷刑變成了一種“價值無涉”的日常工作。

　　針對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，美國政治哲學家漢娜·阿倫特借用康德的“根本惡”（radical evil）的概念來形容納粹政權的本質：“這種根本的或者絕對的惡是一種不能懲罰的、不可饒恕的絕對罪惡，不再能被理解，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、貪婪、渴望、怨懟、權力欲望、怯懦等罪惡動機來解釋；因此，憤怒不能向它報復，愛不能忍受它，友情不能原諒它。正如死亡工廠或被遺忘的洞穴的受害者，他們在執(zhí)行人眼里不再是‘人’，于是這一類新的罪犯就處于使人類因原罪而結合的范圍之外了�！比毡拒妵�主義者和戰(zhàn)犯對中國人民的屠殺和戕害，何嘗不是如此。

　　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師”。在中日關系的歷史方面，中國政府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日本當年發(fā)動的侵華戰(zhàn)爭和日本戰(zhàn)犯的暴行。當然，中國政府和人民也不會忘記：1956年6月至8月，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對1000多名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現較好的日本戰(zhàn)犯免予起訴，立即釋放。這些日本戰(zhàn)犯回國后，成立了“中國歸還者聯絡會”。由于在中國受到的教育、改造和人道主義的待遇，他們始終銘記當初立下的“為和平事業(yè)奮斗余生”的誓言，成為日本國內推進日中友好和維護亞洲與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。（朱力宇 熊侃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