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時期以來，尤其是中央“八項規(guī)定”出臺后，許多干部紛紛反映干部難當了，硬條條框框的約束剛性化了，權(quán)力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，過去一些習以為常的工作方式方法受到了挑戰(zhàn)，個別干部很難適應這種變化，變得不會工作了，要么謹小慎微，縮手縮腳，要么是無所作為，不求干事，但求不出事。

　　究其原因，還是思想及行為上存在誤區(qū)：一是認為“潛規(guī)則”的通行有其存在的必要與合理性，法不治眾，大家都這樣搞，且對工作(本位主義)“有益”，熟悉并習慣了這樣一套工作方法，久而久之，思維定勢形成，“照章辦事”反而被認為是沒有開拓精神；“堅持原則”會被認為是固執(zhí)僵化。局部環(huán)境與導向的作用使得相當數(shù)量的干部主動或被動的隨波逐流，且常常被認為是尋常的“自然”狀態(tài)，成為一種時尚流行的工作常態(tài)，被許多干部所認同或接納。二是我們的制度不完善、不健全，仍有很多弊端或漏洞，正常途徑無法解決的問題往往求助于“它途”或“捷徑”，這其中有合理的因素，有被逼的無奈，亦有投機取巧者的鉆營與謀利。所謂“綠燈搶行，紅燈繞行”就是這種心態(tài)的真實寫照。特定時期特殊背景情況下這種方式有效可行，但將此作為一種尋常的“自然”狀態(tài)而加以默許甚至鼓勵則后患無窮。三是對群眾觀點群眾路線認識上有偏差，沒有將為群眾辦事的良好愿望與實際效果結(jié)合起來，主觀上雖然群眾利益至上，但在實際執(zhí)行中沒了壓力與緊迫感，聯(lián)系群眾的動力就有懈怠，服務群眾漸漸變成了指揮群眾，沒有考慮到改革開放后群眾多樣化的訴求與主張，沒有探索出一條完整的執(zhí)政情況下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的體制機制，反而利用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，自覺或不自覺地大肆消費甚至惡意透支這種正向資源，一個時期可以，長此以往，勢必增加群眾的困惑和不解，再發(fā)展下去，乃至產(chǎn)生對立與脫離。

　　凡此種種，日積月累，將平時看似尋常的“自然”狀態(tài)放任，導致了不尋常問題的出現(xiàn)，這種“自然”是不尋常甚至是超尋常的。古人云：千里之堤，潰于蟻穴。那些看似“尋常”的問題造成了不尋常的后果，正在侵蝕著黨的肌體，損害著政府形象，影響著社會風氣。一些干部的“不習慣”恰恰說明制度點到了痛處，這本就是一種尋常的應然狀態(tài)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本質(zhì)也就是要回歸到這種狀態(tài)。

　　對干部隊伍來講，從不尋常的“自然”到尋常的應然，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命題，更是一個制度命題，只有在科學、合理、嚴格的制度框架內(nèi)，一切行為皆應成為尋常的應然，而一切不尋常的“自然”才能逐步消失。 （楊文毅）